戚继光(1528～1588)字元敬，号南塘，晚号孟诸。明代杰出的军事家、民族英雄。 戚继光始祖戚祥因避元末战乱居安徽昌义乡(定远)，后随朱元璋起兵，战死于云南。明廷为追念戚祥开国之功，授其子斌为明威将军，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。祥子斌，斌子王圭，王圭子谏，谏子宣，宣继子景通，景通子继光，历6世160余载均籍居蓬莱。 戚继光之父戚景通举孝廉，官至总督，教子极严。一次，戚继光偶穿丝鞋，戚景通见后训斥道：“少年时期就这样奢侈，将来做将领必然贪军饷!”命戚继光换下丝鞋。 戚继光自幼聪慧，勤习文武，读书之余，常“融泥作基，剖竹为杆，裁色楮为旌旗，聚瓦砾为阵垒，陈列阶所，研究变合”。嘉靖二十三年(1544)，戚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。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为患，戚继光抱定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的志向，更加刻苦学文习武。二十八年(1549)乡试中武举，后被遣往蓟门戍守。三十二年(1553)晋为都指挥佥事，设署于登州水城太平楼前，总督山东沿海备倭事，振饬营伍，整刷卫所，清理钱粮，严明纪律，督修海防设施，巡察海上营卫。在任期间所辖海疆肃靖，御倭卓有成绩。 三十四年(1555)，戚继光调浙江抗倭，翌年任参将。他见“各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，顽钝无比”，作风腐败，乃倡议招募新军依法管束。三十八年(1559)亲赴浙江义乌，精选3000名农民和矿工，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的劲旅，史称这支军旅为“戚家军”。他率这支军队在浙江先后取得高家楼、龙山、缙云、乌牛、松浦、鉴云诸捷，扭转了战局。连当时妒功忌贤的兵部侍郎、浙直总督胡宗宪也称这是“自有倭以来，未有若迩来数捷之痛快人心者”，夸赞戚继光“勇冠三军，身经百战，累解桃诸之厄，屡扶海门之危”，“且任劳任怨，挺身干事，诚无出其右者”。同僚们称赞戚继光“批亢捣虚，彼且畏之如虎；除凶雪耻，斯民望之如云”，“岂直当今之虎臣，实为振古之名将”。 嘉靖四十一年(1562)，戚继光奉命率部入福建抗倭，大败倭寇于横屿、宁德、福安、牛田、林墩，收复莆田；四十二年(1563)连克兴化、政和、寿宁；四十三年(15 64)，解仙游之围，获王仓坪、蔡坡岭大捷。饱受倭寇之害的黎民百姓编民谣颂扬戚继光的功绩：“戚我爷，戚我爷，爷未来兮民咨嗟，爷既来兮凶妖荡尽，草木生芽。欲报之德，昊天无涯。愿爷子孙绳绳兮，为公为侯永定国家。”倭寇也惊叹：“戚虎来矣!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。”入闽后，戚继光升任总兵。 隆庆二年(1568)，戚继光奉命北调，驻守蓟镇，总理蓟州、昌平、辽东、保定练兵事务，节制4镇。他不辞劳苦，深入了解地形地貌，巡视防务，有时累得吐血仍坚持不懈。他整顿营伍，修建边墙、台堡，创成一套以城墙、敌台严密防守，步、骑、车分合作战的战法，两千里防线固若金汤，先后击退 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官封太子太保、左都督，加封少保。 万历十一年(1583)，戚继光奉调广东。翌年，抱病请退，回归蓬莱故里。 戚继光为官清廉，辞官后家道贫寒，贫病交加，万历十五年腊月初八(1588年1月5日)病逝于蓬莱城，时年60岁，谥“武毅公”。 戚继光治军法纪严明，功赏过罚不论亲疏。他主张“严号令”，“明恩威”，“擂鼓进军，虽水火不却步，鸣金收兵，虽金银不贪”，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”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十月十日，率部夜袭林墩倭寇，遭倭寇前后夹击，情势危急。哨长刘武等人不顾军令，仓惶退却。戚继光立马横刀守住路口，斩刘武等人。刘武是戚继光的老部下，感情深厚。兵士们见刘武被斩，返身奋战，终致大败倭寇，救出被掳百姓2000余人。戚继光有位舅父在军中任职，“以长挟，不用命”。戚继光将其当众责罚，军风大振。 戚继光带兵，身先士卒，厉行垂范。嘉靖三十五年(1556)戚继光率部于浙江龙山所同倭寇作战。三个倭酋指挥800多名倭寇，舞刀呼啸，疯狂反击。明军大乱，眼看就要全军溃散。戚继光纵身跳上一块巨石，弯弓搭箭，连发三矢，射杀三个倭酋，接着振臂挥剑，喝住溃军，杀向倭寇，夺取了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。三十六年(1557)春，戚继光率部行至乐清遇大雨，部伍肃立不乱。民邀戚继光进屋避雨。他婉言谢绝说：“千人露立，吾何忍也。”戚继光的言行，赢得全体将士的衷心拥戴。 戚继光视百姓如父母，常以“军民相体”教育士兵，时时鼓励官兵杀贼保民。四十二年(1563)，“戚家军”先头部队刚到惠安县崇武所，倭寇突然登岸。戚继光见百姓正在田里插秧，便立即下令反击倭寇。部下建议大部队到后再战。戚继光说：“春月农郊，妇子在田，今倭得杀良民一人，即尽数斩之，何足赎失?”即令出击，获胜，百姓免遭屠戮。戚继光严令：有伐人树株、践人田产、毁人房屋、妄杀平民者，“决以军法从事，抵命”。“戚家军”所到之处，秋毫无犯，百姓“扶老携幼，快睹威颜者道路充塞”，并“淅米而炊，扫榻以款，士卒如大宾贵客”。 戚继光一生著述颇丰，著有《纪效新书》、《长子心吟》、《莅戎要略》、《武备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、《止止堂集》等。其中，《纪效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为我国古代十大兵书中的两部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 |